“今年过年就不回老家了，这两天不小心把腿摔伤了，回去实在太麻烦。” 刘哥坐在轮椅上，身处狭小又密闭的出租屋内，边说边点燃一支烟，烟雾在空气中缓缓飘散。这个新年，他只能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度过了。在全中国，大概有30%的人，大多是像刘哥这样在外务工的流动人口，都需要考虑过年返乡的难题。
人口新潮涌：流动规模激增
根据国家统计局于 2021 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（简称 “七普”）数据，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实现了大幅增长，从2010年的2.21亿人上升至2020年的3.76亿人，年均增长率高达6.97%。
从规模角度来看，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，流动人口总量持续上升，不过其增长速度却有所放缓。回顾 “三普” 到 “五普” 期间，全国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14.2%，十分惊人；而在 “五普” 到 “七普” 这一阶段，年均增长率则下降至8.1% 。
其次，在人口流动的方向上，呈现出多点集聚和就近流动的新趋势。这表明人口不再仅仅向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特大城市汇聚，而是逐渐向多个经济发达区域分散流动；同时，人口流动的模式也发生了转变，从以往以跨省流动为主，转变为现在以省内流动为主。
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，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，也是经济转轨的一种表现。这一特征在我国发达地区，特别是像珠三角地区这样的东部沿海区域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从最新公布的各省市 “七普” 数据不难发现，珠三角地区依旧是我国流动人口最为活跃的区域，也是流入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。当前，各地人口和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进一步转移和聚集等新态势不断涌现，这无疑给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、流动人口福利制度改革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等方面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要求。这也迫切需要国家和区域层面，在流动人口政策方面进行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规划。
近 40 年来，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，从1982年的670万人攀升至2020年的37582万人，1982年，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仅为0.60%，到2020年，这一比例已大幅提升至26% 。
尽管流动人口数量始终保持着增长趋势，但其增长速率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。1982-1990年期间，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了1465万人；1990-2000年，增长幅度扩大至12304万人，增长速度显著加快。2000-2010年，流动人口数量增长了7704万人；2010-2020年，增长幅度进一步提升至15439万人，增长速度再度加快，这十年间流动人口数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.97%，可见增长幅度依然较大。
广东：流动人口聚集新高地
我国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最高的5个地区依次分别是上海、广东、浙江、北京和福建。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和一线城市仍旧是流动人口最为活跃的地区，尤其是长三角地区，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、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息息相关。上海和广东的流动人口比例高达42.1%和41.3%，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都是外来流动人口；浙江省流动人口比例紧随其后，为39.6%，而同属于长三角地带的江苏省流动人口比例则为27.9%。重庆的流动人口占比最低，可能与其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机会有关。
在省级层面，流动人口数量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占比，排在前三的是广东省、浙江省和江苏省。其中，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高达13.9%，是浙江省（6.8%）的两倍左右；浙江省与江苏省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相差不到0.5%。这一数据表明，广东省是我国数量和规模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大省。
人口相当于劳动力，根据人社部最新的数据，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，比上年增长0.6%，外出农民工17658万人，比上年增长2.7%，占了全国农民工近六成。流动人口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。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，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，满足了城市产业发展的需求，推动了制造业、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。同时，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也刺激了各个行业的消费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智勇的研究表明，流动人口每增加1%，会带来地区GDP增长0.54%。
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异乡落脚何处？
城中村是大多数外来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冒险的第一个落脚处。
目前全广州仍有139个城中村，主要分布在5个老城区，即天河区(28个)、海珠区(20个)、白云区(58个)、荔湾区(芳村17个)、黄埔区(16个)，它们容纳了超过500万的外来人口。这个数量相当于整个汕头市的人口数量。在犀牛角社区中，大概20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，盘踞着将近5万的常住人口，其中只有830人拥有本地户口，仅占1.66%，其余都是外来流动人口。
城中村握手楼里，狭窄的巷子，超市、菜市场，还有同样密集的人流已经是标配，当然也少不了大同小异的餐厅、快餐店。不同于广州市区繁华的一面，这里有着极低的物价，基本十块钱可以填饱肚子。在这里六百块钱就能租到一个没有阳光照进来、潮湿的单间。卫生条件更算不上好，垃圾随意摆放在楼与楼之间，夏天会散发出阵阵垃圾臭味，倒垃圾的时候也会不时见到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的老鼠。
城中村环境
阿华所在的公司，由于业务发展以及战略布局的调整，从原本的大源村搬迁到了犀牛角。作为公司的一员，阿华自然也随着公司的迁移，住进了犀牛角村。在阿华看来，居住环境的优劣并非他首要考量的因素，通勤距离的远近以及房租的高低，才是他在选择住所时真正需要权衡的关键要素。阿华夫妻二人上班的时长比较多，工作十分忙碌，再加上要方便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上学，经过多番对比和考量，最终选择了在城中村离公司距离近的商用公寓。不过，这处公寓的房租水平偏高，每个月他们除去房租、日常的生活费以及子女的学费等各项开销后，工资基本没有结余。即便如此，阿华还是笑着感慨道，城中村还是有它独特的优点，至少它有着足够的包容性，能够接纳众多像他们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，这里廉价的房租，让来广州打拼的人有了可以落脚的地方，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基本需求也基本能够得到满足。
城中村内招租广告牌
阿华是四川资阳人，背井离乡来到广州打工已经将近十年之久。在这漫长的打工岁月里，他在犀牛角社区已经生活了 7 年。每天清晨七点，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，阿华就早早地起床，简单洗漱后，便赶忙去接送孩子上学。待孩子安全抵达学校，他便马不停蹄地赶到自己的店铺开门营业。到了八点，客人们已经陆陆续续在他的养生店门口等候。走进他的店铺，办公区域略显杂乱，办公室桌子上摊着小孩的作业本和辅导书，那是他在闲暇之余辅导孩子功课留下的痕迹；而一旁的茶几上，则堆放着各种调味料和厨具，由于午饭时间店里忙碌，他和妻子常常来不及外出就餐，便会在店里做饭吃。晚上八点，夜幕已经降临，可店里的灯依旧亮着，阿华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和工作轨迹，平时法定节假日他也从不休息，唯有春节期间，他才会给自己放个假，连着休息两星期。在这漫长的时光里，他已经习惯了这样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和工作节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个社区中，还有很多他的四川老乡，大家都过着跟他大同小异的生活，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努力奋斗，追逐着自己的梦想。
异乡人的教育困境：孩子留在身边还是待在老家？
随着年关越来越近，街头巷尾都弥漫着浓浓的过年氛围。红彤彤的灯笼早早地挂了起来，街边的店铺也摆满了各种年货，人们脸上洋溢着对新年的期待。阿华的孩子们也快要放寒假了，可在这样喜庆的氛围里，阿华却整日愁眉苦脸。他的心里像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，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孩子下个学期的学费还没有着落。
阿华小孩小学
阿华育有三个孩子，家庭的教育负担着实不轻。大女儿远在深圳读大二，大学的各项费用本就不少，除了学费，还有生活费、书本费等一系列开支。小女儿刚刚小学毕业，正处于升学的关键阶段。而小儿子还在私立的小学读书，每天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地去学校，他还不知道父母正为他的学费发愁。
阿华作为外来务工人员，苦于没有本地户口，再加上工作性质不稳定，时常面临变动，没有足够的条件让孩子进入公立学校就读。无奈之下，只能选择把小孩送去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，因而无法让孩子在广州享受九年义务教育。每到新学期开学前夕，阿华都要为凑齐孩子们的学费绞尽脑汁，四处奔波想办法。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脸庞，他满心都是愧疚与无奈，却又只能咬牙坚持，为了孩子的未来继续在这座城市努力打拼 。
阿华坐在店铺里，脸上满是疲惫与无奈，缓缓开口说道：“我女儿就在新都小学里面上学，可这费用实在是高得让人发愁，而且每年都还在涨。最早的时候，一学期也就几千块钱，谁能想到，现在都涨到一万多了。” 他轻轻叹了口气，眼神里透露出深深的焦虑。阿华和妻子每日起早贪黑地工作，两个人每个月的收入，仅仅只能勉强应付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以及子女的学费开销。每到月底，看着所剩无几的余额，阿华心里清楚，他们基本没有存款。这种入不敷出的日子，让阿华时常感到不安，他内心深处很害怕父母突然生病，因为一旦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，手头拮据的他们就会捉襟见肘，根本没有能力拿出多余的钱来应对。
阿华一边整理着店里的物品，一边接着说：“我儿子班里几乎所有同学都是外来务工家庭，大家都和我一样，虽然日子过得艰难，但都希望孩子能待在自己身边，所以才不得不忍受每年这高昂的学费。” 阿华深知，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，父母的陪伴至关重要。他虽然无奈于这高价学费带来的经济压力，但也坚决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老家读书成为留守儿童。他明白，长期与父母分离，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，更害怕孩子会因为缺少父母的管教，在成长的道路上行差踏错。
而同在广州打拼的刘哥，却作出了和阿华截然不同的选择。刘哥同样作为外来务工人员，为了能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，他选择只身一人来到广州打拼。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留在了老家河南南阳。平日里，刘哥只能通过电话和视频与家人联系，每当看到手机屏幕里家人的笑脸，他心中对家的思念便愈发浓烈。虽然他在外努力工作，希望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，但每次想到孩子成长过程中自己的缺席，刘哥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愧疚。
根据2020年统计的数据，中国儿童人口规模达到2.98亿人，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规模为1.38亿人，包含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，约占中国儿童人口的1/2（46.4%），留守儿童规模6693万人（其中城镇留守儿童2516万人，农村留守儿童4177万人）。
根据2022年国家教育部相关数据统计，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广东人数最多，达到302.3万人，江苏、浙江、福建次之，分别有118.2、93.7、34.8万人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10个省份占全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学生人数的68.37%
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相关统计，湖南人数高达79.5万人，河南、四川、安徽次之。农村留守儿童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10个省份占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的82.51%。
传统零工生活：收入不稳定，权益难保障
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二下午，窗外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街道上。刘哥此时本应该上门给客户修理水管。然而，此刻他却只能无奈地躺在自家的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发呆。前不久工作时，刘哥爬高作业，不慎失足摔伤了腿。医生明确告知他，必须要安心休息两个月，这也就意味着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，他将没有任何收入。
刘哥满脸愁容，无奈地叹着气说道：“现在这份工作，收入还算不错，每个月能挣万把块钱。而且这些活儿全是靠朋友和老乡介绍来的，大家信得过我。可这腿一摔，啥都干不了了。” 对于在建筑装修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刘哥来说，工作中受点小伤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。但以往那些小磕小碰，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，可这次不一样，直接影响到工作没了收入，这才是让他最头疼的事情。
手机突然振动，家里人打来了视频电话。刘哥坐在轮椅上，拿起手机，屏幕那头是老家的妻子。看着妻子熟悉的面容，他微微一笑，用熟悉的方言说道：“今年过年你们好好过吧，我的腿这样，就不回去了。”
刘哥今年 50 多岁，来自河南南阳的农村。在老家，除了种地，没有其他的副业。靠着那几亩薄田，每年收获的粮食，仅仅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温饱，根本无法满足更多的生活需求。20 年前，为了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，刘哥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，背井离乡来到了广州这座繁华的大都市。这一来，就是近半辈子的时光。
平日里，刘哥主要承接一些装修工作的零活，无论是电焊时刺眼的弧光下熟练操作，还是装门窗时精准地测量尺寸，亦或是磨墙扇灰时扬起的粉尘中认真作业，又或是刷漆时调配出均匀的色彩，甚至连修电器这样的精细活，他都不在话下，可谓是无所不能。也正是凭借着这一身过硬的本领，他在广州的装修市场上渐渐站稳了脚跟。
刘哥租住在一楼的出租屋里，由于一楼的地势较低，空气潮湿，墙面早已布满了霉迹斑斑的痕迹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从门口一直到小院子里，都密密麻麻地堆放着刘哥工作用的家伙，什么扳手、锤子、电钻、刷子等等，杂乱无章地摆放着。每次有客人上门，都得小心翼翼地寻找落脚的地方，稍不注意就可能被绊倒。这房子一个月的房租一千出头，虽然环境算不上好，但刘哥却看中了这里有个小院。因为这个小院，能够容纳下他那些各种各样的杂物，对他来说，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。、
刘哥的家门口
近几年来，"零工经济"(gig economy)的概念受到关注， 数智时代的到来，零工经济迎来了新机遇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何晓斌教授指出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“互联网+零工经济”形式的兴起，大量传统零工劳动者开始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取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互联网在各个领域的延伸，催生出了大批新型零工劳动者，如网络主播、网络博主。
目前，我国零工劳动力市场中各个类型的零工劳动者并存，但以流动人口（很大一部分是“农民工”）为主要构成的传统零工劳动者仍是零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。
根据最新公布的年度数据，219名零工样本中以男性居多，最多的人是初中或小学学历，大部分人是农业户口。从事"传统零工"工作的人以农民工居多。
刘哥作为接散活的零工，经常被拖欠钱款。“在外面干活也有好多要不回来的，去年给一个老师装修，他说起来是个老师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师，给他装修完了9700块钱，要了好久，给了3000块，就这现在我腿都受伤了，我说过几天要回老家，他说没有。对，还欠六千七。”
拖欠钱款的事情屡见不鲜。去年夏天为一家饭店装修，对方至今还欠他一万八千元。他无奈地表示：“他们说没有钱，要一次不给，过几天再要一次，搞得我还亏进去一万块钱。”
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，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2.9亿人，比上年增加191万人。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，被欠薪农民工比重从2008年的4.1%，2013年的1%，下降到2018年的0.67%。全国劳动保障监察查处的欠薪案件、拖欠金额及涉及人数3个指标近年下降幅度都在30%以上。尽管被欠薪的农民工比例已经下降到1%以下，但是农民工总体基数大，仍有不少农民工正在经历工资拖欠的情况。
根据抖音2024年全年的关键词搜索数据显示，关键词“拖欠民工工资”年平均值在6728，其中广东省搜索频率排全国第二，体现广东省的民工群体对工资拖欠问题有着较高的关注度和敏感性。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，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，民工数量众多，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。然而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不断变化，一些企业可能面临经营困难或其他问题，导致民工工资拖欠现象时有发生。
这种高搜索频率反映出民工们对自身权益的重视和维护意识的增强。他们通过抖音等平台搜索相关信息，希望了解如何应对工资拖欠问题，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。
冒险的出口？
在犀牛角村的喧嚣与烟火气中，阿华和刘哥们的故事并非个例。他们的生活是数亿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抹缩影。面对教育、居住、劳动权益等诸多挑战，他们的未来似乎被重重困境包围。然而，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和社会观念的逐步转变，流动人口的“冒险”之旅或许正迎来新的转机。
近年来，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方面不断发力，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曙光。2024年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，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放宽城市落户条件，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保障流动人口在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方面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益。这一政策的实施，有望打破长期以来困扰流动人口的户籍壁垒，为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提供更公平的解决方案。
以教育为例，教育部在202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全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已达到85%以上，较2020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像阿华的孩子这样的流动儿童，未来将有更多机会进入公办学校接受教育，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。同时，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教育模式，广州市推行的“积分入学”政策，通过积分制度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，让教育公平的阳光照进更多家庭。
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，国家也在不断加强监管力度。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，被欠薪农民工的比重已降至1%以下，但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，人社部于2024年启动了“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专项行动”，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、加大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打击力度等措施，进一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刘哥们再也不用为讨薪而四处奔波，他们的辛勤付出将得到应有的回报。
与此同时，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，流动人口的就业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。互联网平台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灵活就业的机会，如外卖配送、网约车驾驶、网络直播等新兴职业，不仅拓宽了收入来源，还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。据2024年发布的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》，数字经济领域吸纳的就业人数已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1/3，其中流动人口占比超过40%。这表明，数字经济正在成为流动人口就业的新蓝海，也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。
然而，机遇与挑战总是并存。尽管政策环境不断优化，但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。例如，城中村的居住环境亟待改善，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仍需加强；部分流动人口由于文化水平较低，在新兴职业中竞争力不足，需要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。对此，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。广州市政府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投入50亿元用于城中村改造，改善居住环境，提升社区品质；同时，各地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也在加大对流动人口的培训力度，帮助他们提升就业能力，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。
阿华和刘哥们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他们的生活或许依然充满艰辛，但在政策的扶持和社会的关爱下，未来的路已不再那么迷茫。流动人口的“冒险”之旅正在逐步走向光明，他们也将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，与城市共同成长，共同进步。（作者：钟倩殷）
